引言
过去，学者们在探讨一战爆发之深层原因的过程中，几乎完全忽视了它最直接的“导火线”。事实上，有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有没有可能，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并不仅仅是导火线？如果没有这次刺杀行动，有没有可能其余因素根本不足以引爆战争？只有一种历史观，即认为这场战争是预先注定的，可以把上述可能性完全排除在外。如果这场战争果真是预先注定的，那我们就必须找出，有哪些执政者无论如何一定要发起战争，并且把暗杀事件当成行动的借口。
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执政者，或者我们的结论是没有哪个参战的大国是非要打仗不可的，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如果在萨拉热窝没有发生一系列不幸的事件，20世纪的历史可能就会朝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平克在他有关暴力历史的书中称暗杀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这位作者在叙述的最后也认为，如果没有这起事件，历史恐怕就会改写。
假设这个偶然事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结论将令人既兴奋又震惊：如果没有这起事件，就不会有万人战死沙场，也不会有几十万人死于战争引发的饥荒和瘟疫，同样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于由战争间接引发的俄国内战或成为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更不会有人因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遇害，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不是说没有这起偶然事件，20世纪的欧洲就可以避开所有战争。但如果发生的只是19世纪那样的战争，这段历史也会和今天记述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直觉上，我们不会相信一次偶然事件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历史的走向是完全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这种直觉在有关战争原因的讨论中总是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或许可以说，认为暗杀事件只是既定历史进程之导火线的观点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不是因为它符合科学规律，而是因为它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比起相信偶然事件的可怕威力，说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似乎会让人好受得多。
因此，研究者尤其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们讲了一个漫长而宏大的故事，故事中有如此多的因素导向战争，以致人们根本无法避开它：有人说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有人说是因为威廉二世时代出台了舰队政策，或是因为德国皇帝的做派愚蠢、张扬——这也正是舰队政策的特点；还有人试图证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军事领袖在很久之前就有意发动这场战争，他们也蓄意挑起了冲突。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这场大战是“注定”的，而偶然出现的暗杀事件也因此显得无关紧要。
事实上，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偶然情况出现了不止一次：刚开始，一名刺客向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乘坐的汽车投掷了一枚炸弹，炸弹碰到收起的活动车篷并反弹回去，在街上爆炸，后方车队中的3名人员以及几个站在街边的人都受了轻伤。但大公并未因此中断访问，而是决定一切依照相关礼节继续进行，于是他按计划乘车前往市政厅参加欢迎会。欢迎会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随后弗朗茨·医院探望伤员，这就是说路线有所改变，但负责人并未与当地警察沟通此事，因此车队在警察的引导下仍按原定路线行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督暨军政府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发现走错方向，于是命令车队停止前进并转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谁知停车时，波斯尼亚塞族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恰好就守在弗朗茨·斐迪南和妻子索菲乘坐的汽车附近。所有刺客中只有他在首次袭击未遂之后仍不甘心，跑到车队原定的路线上蹲守，等待第二次机会。一名随行人员向弗朗茨·斐迪南询问伤情，后者几次向对方保证并无大碍。然而当车队到达军政府长官府邸时，索菲公爵夫人因伤势太重已经不治；一刻钟以后，奥匈帝国王储也离世了。
这时，奥地利宪兵已经逮捕了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他还想朝自己开一枪，但被一个站在旁边的人阻止了。暗杀事件的案发现场人很多，十分拥挤。其实，刚开始普林西普想扔一枚炸弹，但他发现这里人挤人，连挥臂的空间都没有，所以才决定用手枪。开枪自杀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又吞下了一颗含有毒药的胶囊，但还是不得不立马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毒药也就没起作用。
有的报道称，周围愤怒的人群想把普林西普往死里打，所以宪兵必须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暗杀引发的骚乱中，有几名在凶手旁边的人也被逮捕了：暗杀事件当天的照片显示，一名身着西服并搭配背心和浅色衬衫领的青年男子被奥地利和波斯尼亚宪兵作为嫌疑分子逮捕并押走。有的宪兵还抽出了军刀，以国家暴力为威慑来维持秩序。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出鞘的军刀象征着一个即将结束的时代。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冷兵器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在年6月28日，导演了这出悲剧的并不只是意外事件——决策者和负责人员因为疏忽大意同样难辞其咎。首先，大公于圣维图斯日访问萨拉热窝，而这一天正是科索沃战役的纪念日，这对于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来说是一种政治挑衅：科索沃战役是塞尔维亚争取自由、独立的象征，而奥地利王储在战争纪念日访问塞尔维亚有意争取的地区，这让塞族人感觉受到了侮辱。
此外，当地的安保措施也做得相当糟糕：大公夫妇乘坐敞篷汽车从城市里经过，而且当局并没有实施警戒或封锁道路，只是沿途安排了一些警察执勤；虽然有的警察穿了便装，但在车队经过时还是会被认出来，因为他们按照规定必须行礼；此外，如果当局在第一名刺客投掷炸弹以后立即对其进行审讯，或许就会了解到路线上还有其他刺客。再说当局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车队被袭击的可能性，毕竟在当时，暗杀领导人和政治家的事件时有发生。
另外，奥地利政府也没有刻意要求加强安保措施，这说明他们也想从政治上迎合当地人：当时如果有皇帝来访，人们一般会在沿途的街道上安置两列士兵，但据说弗朗茨·斐迪南亲口拒绝了这样的安排。他之前还以奥匈帝国军队督察长的身份视察了军队，但这支队伍却被留在萨拉热窝城外，以免激怒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塞尔维亚人。暗杀事件后城里发生了骚乱，而当地警察已经控制不住局面：那些亲哈布斯堡的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有穆斯林青年砸碎了塞尔维亚商店和塞族人住所的窗玻璃，并且追捕那些被认为是亲塞尔维亚的人。这时军队才不得不开进萨拉热窝维持秩序。
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妻子在萨拉热窝遇刺以后，波斯尼亚与奥地利警察立即逮捕了一名男子，他们怀疑这名男子参与了暗杀行动。实际上这名男子一度试图保护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免得他被周围的人打死。从照片上来看，波斯尼亚安全部队的成员似乎表现得很有攻击性。
有人相信，只要发动一场短暂的战争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战争可以证明帝国的实力，而军队作为帝国最有效的黏合剂，其战斗力也将通过战争得以增强。这一派以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为首，他于年被授予男爵爵位，但一般提到他时都不加姓名后缀“冯·赫岑多夫”。他几年前就迫切要求发动预防性战争，并认为最好向意大利开战，因为意大利有意取得特伦蒂诺和伊斯特拉海岸；而必要时也可以向巴尔干半岛的不安定分子塞尔维亚开战。
虽然当时意大利仍与奥匈帝国（以及德国）同属一个防御同盟，但这在康拉德看来并不是问题。他关心的是利用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来振兴这个多民族帝国。与之观点相反的一派以弗里茨·斐迪南为首，认为帝国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只有在和平环境中，国家才能清除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执政60多年留下的阻碍改革的因素。王储努力尝试与境内斯拉夫民族达成和解，这一政见的核心概念是“三元主义”，以此抵抗泛斯拉夫主义对帝国内部斯拉夫人的诱惑，而泛斯拉夫主义正是沙俄政府大力鼓吹的意识形态，目的是扩大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
在哈布斯堡帝国内部提升斯拉夫民族的地位必然会导致目前二元体制中匈牙利人的势力和影响力被削弱，因此匈牙利人并不期待这样的前景。从约瑟夫·罗特所著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的相关描述可以看出弗朗茨·斐迪南在帝国东部有多不受欢迎。因为他去世后，当地人公然表现得很高兴：书中的冯·特罗塔少尉随军驻扎在东加利西亚省，团里的匈牙利军官们一派喜气洋洋；后来他们有一个人解释说，他很高兴，因为“那头猪终于不在了”。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杀后，维也纳几乎没有人再提起要与斯拉夫人和解。从这时起，“鹰派”掌握了话语权。
结语
尽管如此，暗杀事件本来并没有理由发酵成国际性冲突。因为凶手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实际上也就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然而普林西普所在的团体是从塞尔维亚的情报机构那里获得了武器和炸药，并且塞尔维亚情报机构的军官还曾经在塞尔维亚境内教这些刺客使用武器。不过塞尔维亚背后还有俄国——如果断然进攻贝尔格莱德，这位强大的保护者会不会干涉呢？目前奥地利当局还不敢和俄国正面交锋；如果要交锋，必须先确保有德意志帝国撑腰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