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的文官和皇帝身上，对时局的担忧和对战争的倾向也变得更强了，这部分地也是受毛奇等军方主战派影响的结果。总之，存在着一场由总参谋部进行的持续的游说运动，它旨在让皇帝、文官当局和奥地利人相信，作为法国尤其是俄国的新增军备计划的结果，德国将在数年中为其所左右。
比如，总参谋部曾撰写两份渲染俄国军事威胁的报告，分别名为俄国铁路网的建成和俄国不断增长的力量，而若干高级文官都读过它们。虽然在德国军人中有着对速胜前景的明显忧虑，但对预防性战争的期盼和军方的自恋等又使他们多少言不由衷地不时表达对战争的信心。
文官们对军事问题的欠了解和军方领导人在其面前看似具有的专业权威也增加了军方主张的吸引力。比如，贝特曼曾在年表示：军事方面的外行不能自认为可以评判军事上的可行性问题，更不用说对军事上的必要性问题指手画脚。
由于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毛奇能够施加政治压力并影响文官政府的决策。他对于德国未来处境的忧惧具有传染性，而首相贝特曼尤其是这种对未来的黑暗观感的受害者。
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在年告诉与高层过从甚密的记者泰奥多尔·沃尔夫：毛奇或许还有法尔根汉都期待战争，毛奇认为马上打仗比两年后要好，并影响了贝特曼。贝特曼也在年承认，一战具有预防性战争性质，是基于军方对未来力量对比的担忧。
贝特曼的妻子在5月因病离世，这对他是一大刺激，也增加了他对世事的灰暗感知。6月4日，在与巴伐利亚驻柏林官员的长谈中，贝特曼明确表示：德国的外交形势糟糕，即便英国不采取挑衅举动，这也不能防止英国在战时加入敌人阵营；他不怕法国人，但认为俄国正变得更危险，泛斯拉夫主义者可能挑起战争。
但在该谈话中，贝特曼仍认为预防性战争不是正确选择，称这会使数顶王冠落地。这体现了他对战争的矛盾心态，但综合他在年上半年和七月危机中的言行，他对战争的接受度是在上升。他虽然对英国能否中立有明显疑虑，但仍抱有希望或幻想。比如他在6月告诉利希诺夫斯基：如果你相信万一发生战争，英国将会毋庸置疑地站到法国一边反对我们，那你看问题的方式就有点太悲观了。
但格雷最多只是表示，英国不会参加任何不是由德国挑起的攻击。
威廉二世在年年初似乎还对时局有某种乐观。比如，他在2月告诉奥匈驻德武官：法国就像德国，面临着重要的扩军财政问题，对富人加税可能推动资本外流，对穷人加税则可能刺激国内动荡；俄国长期以来都无力开战，其磨刀霍霍只能被解释为虚张声势。
但在5、6月间，他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比如，在年6月21日即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一周前，他对银行家瓦伯格表示：俄国的战备计划可能是为了在年进攻德国，现在就进攻或许比等到俄国准备完毕时更好？
6月中旬，当他听闻俄国人警告法国不要放弃三年服役期制度时，他又评论说：俄国人终于亮出了其底牌！任何人如果不认为俄国和法国正致力于及早对我们开战而且我们应采取适当反制措施，都应被送进疯人院，要征收新税，将38万预备役立即送入陆海军。
即便如此，这位皇帝也难言已变为坚定的主战派，其内心中仍存续着对战争的游移，这也体现在接下来的七月危机中。俄国议会在年6月通过了前述的大计划，这或许是使德国人的战争倾向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前达到最高点的重大因素。
当然，在—年间，经济问题包括德俄贸易协定问题，以及社民党的国内挑战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是德国当权者的担忧所在。但如第一和第二章所述，经济和国内政治考虑难言是德国迈向大战的主要动机，虽然它们可能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权者眼中时局的严峻性，进而加重了他们身上的预防性战争倾向。总之，一战前的德国决策者尤其军方领导人更多体现了对德国处境的担忧，或者说体现了对包围的忧惧和战争宿命主义。
他们已经认为或趋于认为，趁早走向大战不无道理：即便大战的代价可能甚高，即便德国难言速胜甚至必胜，但如果对手们很可能迟早不免与德国一战，让战争较早到来是即便痛苦但看似更优的选择。而且，对他们来说，大战即便前途难料，多少也是对内心中持续紧张和焦灼的逃脱或释放，是比在等待中继续煎熬更有吸引力的提前裁决。
另外，对他们来说，如果要打这场战争，就要争取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换言之，要使法国和俄国在较长时期内不再能对德国构成重大威胁。既然这是一场谋求绝对胜利的大战，它就更可能是一场惨烈的殊死搏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在一战中对于媾和不积极或要价甚高？
尽管如此，仍不宜认为威廉二世、贝特曼和主要文官们在一战前夕已经坚定地支持开战。此时他们还谈不上盼望大战的到来，还不能说是真正的主战派。他们在心理上已有迎接大战（主要是没有英国参加的欧陆大战）的准备，但与主战派相比仍有更多忌惮和摇摆，仍未放弃用大战之外的手段去化解外来挑战。
一个例证是：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夕的6月12—13日，奥匈皇储斐迪南在其位于捷克的乡间庄园科诺皮施特会晤了威廉二世，斐迪南认为奥匈对塞尔维亚开战必然导致俄国卷入，并询问德国是否会给予奥匈无条件支持，但威廉未予承诺。与此相关，并无有力证据表明，在年12月8日会议后和萨拉热窝事件前，德国当局已就何时和如何诱发大战有明确决定。
不过，德国的皇帝和文官们已变得趋于支持局部性的奥塞战争，他们对大战的接受度也已达到某个临界点。如果某个事态挑动了其好战神经，或令其感到形势的恶化已愈发严重或符合悲观预想，加之主战派的鼓噪和其他因素，他们有可能顺其自然或半推半就地选择或认可战争，包括可能升级为大战的局部战争。而在年夏天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就是这样的事态。
蒙森如此评判该事件对德国当局的决定性影响：欧洲大战不可避免的主题如今最终跨越了偏见性的宣传和民族主义鼓噪的层次。它具有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特征。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七月危机之前几周的表态十分清晰地体现了该原则甚至在最高层的有效性。不再相信可能得以控制事态发展的宿命主义态度笼罩了帝国领导层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随后数日和数周中的决定。在年7月，对于推翻犹存的些许保留，对于奉行会导致最高战争风险的方针，这必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萨拉热窝事件到来前，包括军方主战派在内的德国决策者们仍希望，大战的发生能以某些有利的政治条件为依托，主要是：英国对大战保持中立，至少是在战争初期；德国国内舆论支持开战；奥匈与德国共同作战；作为实现上述条件的一个途径，要让对手尤其俄国看似是大战发生的首要责任者。但与先前相似，德国当局内部对于这些条件的期待程度并非一致。尤其是，主战派对于让英国保持中立的积极性是最低的，认为这既非必要也是奢望。萨拉热窝事件之所以推动德国当局走向战争，也是因为他们在该背景下认为上述条件有可能存在。
